undefined微信传播在媒介手段的使用和传播群体的聚集方面表现出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即互联网上下游链接的自由，个体和群体传播复制的分离和聚合的自由。与此同时，微信传播过程中的商业逐利功能正在转向多元化，各类公众号已进入不同层次的微信用户群体。

1。微信同时构建两个沟通空间

微信的伴随性使得很多电脑用户直接转为手机用户，或者在使用倾向和时间分配上转为微信，极大地促进了微信用户的爆发式增长。腾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微信及微信（微信海外版）月活跃账户数合计已达4.38亿。”目前公认的数据显示，微信用户已达6亿，其中中国用户5亿，国外用户5亿。 1亿。也就是说，微信聚集了中国新媒体传播形式最大的能量。我们之前对微信用户特征和结构的描述突出了一点，那就是“总体上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事实上，这种现状正在逐渐扭转，微信已迅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媒体终端传播模式。

与新媒体的传播特性相一致，微信传播的社交性越来越强。在微信之前，手机用户的媒体功能主要定位于个人交流。短信的内容可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公共问题的沟通，但在容量和形式上受到很大限制，技术上也受到限制。不方便传播群体大规模聚集，顺序扩散速度慢。微信改变了手机用户个人沟通的主要使用功能，赋予其个人私密属性和对外公共属性两种沟通渠道。微信传播的个体私密属性和公共属性可以随时切换，放大新媒体传播的“蝴蝶效应”。

新媒体时代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觉醒，微信传播将自媒体时代推向了又一次飞跃。新媒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新闻记者的角色，对新闻产品的生产、新闻信息的发布、社会舆论的引导提出了分水岭的挑战。自媒体失去了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心主义”后，创造了真正扁平化的自由传播空间；当微信将公共传播空间和私人传播空间合而为一时，谣言和新闻之间的界限就变得难以区分。在各种动机的诱导下，风险沟通的起点逐渐转向微信沟通。最初的微信传播在一定人群中形成舆论后，又传播到其他类型的媒体。因此，微信沟通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不再是单个用户的私人通信空间。

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媒体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流都具有推动社会建设的积极价值，能够对社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信息的自由流动可以用来做好事，但也可以用来做坏事。” 2011年8月英国发生骚乱后，一向冷静的英国人再也冷静不下来，英国政府向新媒体发出严厉警告。声音。这引发了西方社会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风险传播的重新审视，因为基于个体传播的新媒体传播对社会公共传播的影响力绝对不弱于过去以社会公共机构为主导的媒体。 。其传播的社会效应的消极价值在很多时候比积极价值更强烈，而消极价值传播很容易被好奇心所左右，被逆反情绪所玷污。

2。微信传播维度任意分解

关于风险社会这个话题，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出现了。不断创新的媒体技术引领的媒体环境的变革，以及新媒体引发的风险传播模式的转变，使得媒体在社会舆论公共空间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该构建体呈现多个样本。如果说传统媒体环境中存在多个样本，那么新媒体环境中的建构不仅多样而且复杂，而微信传播在两个空间中的自由跨越和即时性、局部性的陪伴让传播维度得以分解呈现。随意。发展具有媒体个性的沟通特征。

(1) 建立团体

微信在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身建设。最初的构建方法主要是通过微信用户在工作、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圈子构建基本的交流群，在传递个人信息的基础上拓展浏览兴趣，分享与自我关注倾向相似的交流文本，从而构建一个独立的通讯群体，然后通过串行熟人关系进行中继通讯。当无数独立的关系群体以朋友链接朋友的形式无限传播时，就构建了一个同时传播相同样本但不再相互排斥的网络。一个庞大的互相认识的信息群体。微信传播在“去中心化”方面比以往任何媒体都要好，包括以网页为主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微信以每个用户为构建中心，无数“熟人”构建的个性中心相互传播链接。在无法预测延伸方向、无法统计链接数量的状态下，构建了一个媒体态度相似、舆论倾向相似的任意社会。通讯组。数据显示，32.9%的青少年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进行交流，64.1%的受访者仅与固定圈子进行交流。当然，微信沟通也可以切换为网络媒体，直接进入公共空间进行沟通。此时的交往特点与熟人交往完全不同。

(2) 界限模糊

互联网传播动摇了传统媒体以控制信息发布为中心的单向传播模式。信息消费权的转移模糊了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使用计算机作为终端的通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依赖于公共通信空间。电子邮件、QQ等私密沟通方式主要用于个人信息交流，公共问题的沟通非常有限。微信的沟通模式表面上是基于“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然而，在媒体传播领域，由于微信传播技术的便利性大大增强，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问题的转移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数量非常大，完全可以形成不可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模糊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人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提出了挑战。在微信两个传播空间界限模糊的领域，商业驱动的传播因素很容易进入，帮助微信从个人私密的传播空间转向广阔的公共传播空间。

(3) 自我强迫

很多微信用户在建立一定的通讯群一段时间后，会养成依赖习惯，并且这种习惯会逐渐增多。他们会在任何浏览环境和时间发送或浏览信息。这种自我强制的媒体依恋使人们逐渐减少与其他媒体接触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微信的自我强迫与过去所谓的网瘾完全不同。它只是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一种依赖习惯，程度可强可弱。微信在完全可以接受的自我强制依赖习惯下，强化了微信用户的媒体曝光率。从而，这种传播模式的传播力以一种自足的方式增强，同时，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动机都想方设法拓宽传播空间，影响传播领域。另一种自我强制来自于外力。例如，转发是微信最基本、最常见的操作方式。很多转发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但有时却并非如此。例如，分享一段时间内在圈子、朋友圈流传的各种文字后，出于礼貌等动机强迫自己转发，以及那些含有“如果不转发的话”等内容的微信传播文字“你会倒霉的”，他们通过对微信用户施加心理暗示和动机强制来制造自我强迫。

(4)信息记忆

与公共媒体对于传播内容真实性的严肃态度不同，微信在私密空间的传播过程中将浏览满意度放在第一位，传播内容的选择以个人态度和倾向为主，较少基于是否是谣言，并努力使其成为事实。即使知道这是捏造的虚假事件或正在传播的谣言，许多微信用户仍然会自我强迫地浏览并在微信好友中传播。这种沟通过程表现为一种无目的的心理扩散和一种随机的游戏式完成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微信用户之间虚假事件和谣言的传播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停止传播，但其他相同的传播样本会重新出现，然后自然消失。时间长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就会在这些社会群体的信息记忆上留下划痕，隐藏为潜在情绪，成为诱发社会风险蔓延的心理势能。

3。微信风险沟通的大众性

微信的这些特点在社交方面有两个方面。如果新媒体的传播促进了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传播的任意性与社会管理的有序性发生冲突；那么微信通讯的出现，引发了普通人媒体使用的又一次进化。我们经常看到微信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数量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变化。更具变革性的变化来自于它将社会公共传播的力量分散到多个层面，切换到不同类型的传播空间。传递力对公众意志的传递力有影响。我们今天面临的所谓网络传播引发的社会风险传播，其根本原因来自于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变化。但在微信传播方式下，社会的有效控制力将进一步减弱。微信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私人空间，就可以通过朋友圈不间断的弥散链​​接，自由地传播海量信息并随意到达，让相隔遥远的人们在浑然不觉的状态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于网络传播所建立的交流社区的互动社交群体。这种群体随时联合，随时瓦解。虽然存在于虚拟空间，但随时会转化到现实社会中，施加社会压力。如果被用于某些社会目的，就会产生社会风险。它的传播不仅在于它的速度和扩散性，还在于它的隐形性。

微信在让个人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的同时，也蕴藏着不良情绪的随机到来、群体心态的失衡以及矛盾纠纷发酵的恩怨情仇。以《2014年哈尔滨微信朋友圈十大谣言》的《黑龙江晨报》公告为例。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着不少“图有真相”的不实事件和谣言。当传播达到一定峰值时，就会从微信圈子传播到更大的数量。病毒的传播引起了当地社会群体的恐慌和焦虑。从微信沟通到其他公共空间沟通的跨越，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要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消除这些不实事件和谣言的传播，澄清事实，主要依靠以传统媒体为首的主流媒体。媒体之间的转换会有一个盲点，就是很多高度依赖微信的人很少接触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这样一来，虚假事件和谣言的传播可能就被阻止了，而微信用户并没有接受正确的传播，原来微信传播的信息记忆仍然保留着。

4。风险社会中微信沟通的转变

20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出版了他的书《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特定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护，但我们也需要有能力面对风险并以积极的方式对待风险。”面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他们的研究提出，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改善，同时也诱发了许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21世纪，我们面临的风险社会是现代传媒环境下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和风险沟通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研究微信传播模式时，有广泛的研究范围和多维度的研究维度来研究导致风险社会传播的模式转变。

如果没有现代传媒技术构建的新媒体环境，社会风险形成的频率会降低，推进的速度会减慢，规模的扩大甚至会受到限制，控制的难度也会加大会减少。例如，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面临严重危机，导致股市接近崩溃。但当时的社会风险是依靠事件本身的后果来传播的，扩大的范围仅限于事件可能影响的范围。 21世纪社会风险的出现可能是一个偶然因素。例如，2011年伦敦骚乱的触发源头就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前后对比可以看出，两个不同时期社会风险在媒体环境中传播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先形成的危机，已经发生的危机继续加剧。加剧过程导致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后者是后来发生的危机，其诱因是由本来不是社会风险的事件形成的。随着人际传播和媒体传播，尤其是瞬时性、弥散性的自媒体传播，促进了社会风险的传播。

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点对点的公共交流，在数学上服从幂律分布；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点对点的“点对点”通信。从“媒体是人的延伸”的角度分析，微信的媒体延伸最突出地聚焦于个体的通信，即现代媒体延伸下的人际传播。微信传播依托现代媒体传播技术，将其传播模式带回了现代版的口头传播时代。口头传播时代有两大特点：第一，如果有传播的相关要素，一种现象会被无限个体重复传播，从一个个体点对点传播到无数个体，最终传播群体数量达到达到一定水平；其次，如果有任何因素诱发个体传播主体的注意和偏好，传播就会任意地形成和继续，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意图就会被大规模分解和层次化。微信进行风险沟通时，并不关心传统新闻的硬性规定。验证、规范、形式、信息来源全部被抛弃，道德底线、隐私权、传播责任等传播限制被肆意行为所取代。那些无数星星般的手机终端就像无边的信息海洋中闪烁的光芒，蕴藏着强大的扩散“势能”，随时可能组合成强大的信息流，让通讯监控的力量完全不存在。

媒介传播的社会心理预期表明，消极预期总是大于积极预期，消极社会问题的传播力总是强于积极问题的传播力。传统媒体如此，新媒体也如此，当然包括微信构建的公共传播空间。微信的分享空间由熟人和朋友圈组成。对于单个用户终端来说，通信往往是从私密通信开始的。当无数的熟人、朋友圈连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时，其传播功能自然就转变为偏向传播公共关系对抗性元素的公共传播空间。这种对抗性元素的传播偏差被用来在微信上制造负面传播的风险“吸引力”。由此产生的风险沟通有时并不是由正常沟通引起的。

5。结论

我们前期对互联网与风险沟通关系的研究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同样，微信传播的潜在风险也可能隐藏在微信传播偏见之中。微信传播的人际化、私密性，导致微信风险传播的管控和防范发生明显转变。首先，互联网原有的监控模式可能会被微信的传播所颠覆。过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权力来控制和阻止公共空间的蔓延。我们只需通过控制渠道或公共媒​​体直接引导社会舆论即可。然而，微信的传播空间是由个人圈子构建的，具有传播公共问题的功能。它不能转化为类似公共媒体的管理模式。其次，微信群的媒体意识被技术忽视。这是因为媒体技术的快速变革并不等于媒体终端用户媒体素养的提高；微信通讯群的建设效率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速度相匹配。此时，并不意味着社会群体的媒介素养已经达到了相应的适应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对微信的强制依赖，加剧了与其他传播媒介的疏离，固化了因私密传播领域而导致的外部监管缺位时，媒介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20世纪末持续到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社会价值取向的重新定位、社会群体心态的动摇，形成风险社会的因素和机会也加剧。

今天的社会风险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出现后，很快就会受到跨区域的关注。有时风险会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其动力就在于风险传播。社会风险蔓延的加剧，当然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的重新平衡和冲突，以及社会文化价值维度的调整和个体适应社会转型的心理状态有关。与此同时，不断创新的媒体技术引领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新媒体引发的风险沟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媒介存在的形式和意义，也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的社会群体结构。在多媒体环境中，媒体环境不再孤立、独立于外界。微信传播已经超越私人传播范围进入公共传播领域，并转变为社交范畴，其舆论引导也将被置于公共传播领域。在“文化领导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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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洪明

微信传播模式传播论文第二部分：

传播视角下基于微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研究

摘要：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微信作为移动平台上最大的门户APP，以其信息共享便捷、用户粘性高的特点应用于教育领域。然而，微信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也具有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为一体的新媒体的特点。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微信从信息传播者、教育信息、传播手段、学习者、效果评价五个方面构建。该应用模型为移动教育模式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沟通；微信;微信;新职业农民培训； ARCS；教学目标分类

1。简介

“培训”二字，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长期教育训练，逐渐成长的过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问题，把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设计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目标和模式，开展适合新型职业农民的教学。工作。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有这样的描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未进入高等教育的农村高中、初中毕业生进行免费农业技能培训，为农村青年提供对符合条件从事务农创业和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创业项目给予补贴和贷款支持。”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农业带头人的教育培训力度。新华网给出的定义是：“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有一定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要职业的农民。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从事农业从业者。”

根据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新型职业农民是专门从事现代农业相关工作的群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转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转变。它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即量变的积累。这种变化既包括政府政策、法律的保障以及社会和企业的支持，也包括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和引导。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三个不同特征是：一是成为独立的职业市场主体；其次，他们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职业；第三，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多元化的结构使农业生产者能够融入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轨道。我国人口众多，有效耕地匮乏。农民渴望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在转型过程中，农民的观念、知识、技能、信息应用水平是培训过程中的难点。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尚未大规模形成，仍处于向逐步壮大的过渡阶段。农民学习者的学习具有以下特点：1）农业生产与学习时间矛盾突出。 2）观念思想比较封闭，接受新事物较慢。 3）学习者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基础相对较差，不善于学习和理解系统知识。 4）学习者年龄差异大，理论学习经验短，注意力难以集中。 5）学习者地域分布广泛，组织学习相对困难。 6）农业工作的专业化是一种全新或陌生的事物。

目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模式包括：学校集中面授、聘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培训、网络教学等。但新型职业群体的形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国家政策保障、政府支持、引导等外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团体本身的专业素质。职业群体的培养要从思想观念、专业理论、实践技能等方面考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普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研究背景

在政府层面，2012年、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新型职业农民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纳入其中，体现了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视。实践方面，各省市均出台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规定。 2016年，山东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职业农民培育扶持规划和措施》。自2016年起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到2020年培养新型职业农民50万人，初步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懂业务、有新思想、新技能、新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2015年11月，临沂大学新型农民职业学院成立。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也引起了相关专家的关注。河北科技师范大学蔡云峰等《中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比较研究》表示，国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主要有北美、西欧、东亚三种典型模式。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包括政府项目模式、学院培养模式、远程教育模式、合作组织模式和推广服务模式。北京密云社区教育中心的李毅在《试论微课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学中的应用》中提到，未来农民教学中使用微课将是大势所趋，并讲解了在农民中推广微课需要注意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农民。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作为一种新媒体，其传播方式涵盖了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多种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交化、宣传性、大众传播特征。其“高粘性”、“群体交流”、“轻松分享”、“无处不在”等特点使其在移动APP中独树一帜。它是集交流、教学、互动于一体的有力工具，使人们的交流形式、信息传播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教育方式，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特点高度契合。利用微信共享微课等资源，开展线上线下（O2O）宣传、教学、互动培训方式，可以快速、有针对性地向农民推送实用技术和专业知识，并通过评论及时提供互动解答和交流和其他方法。相关知识和经验不受地点、时间和工具的限制。具有其他在线教学模式无法超越的优势，适合农民专业特点。

因此，本文重点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构建基于微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及特征。

3。微信传播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要素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教学活动向学习者传递适当的教学内容。它也有传统的教育传播者、信息传播者、传播方式、学习者。 、学习效果的五大要素，但它们与传统的教育模式有很大不同。

1。沟通者（教育者）

传统课堂相对简单，教师本身就可以成为课堂的主导者。在微信传播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教育机构及其教师扮演着传播者的角色。新型职业农民教育通过微信开展。教育者也是传播者。传播者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主体，必须通过互联网来进行。视频微课、文字、图片等信息的制作和传播，以及通过公众号或微信功能进行教学活动的教育传播者，兼具大众传媒和教育工作者的特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专业知识的传授，还包括思想宣传、政策解读、行业动态分析等。微信教育传播的师资团队可以是职业规划师、农产品市场分析师、农业技术人员、而教学设计师、微视频讲师、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员等人员又不同于传统的专职教师。

微信目前可以通过朋友圈、公众平台、微信群、微信好友等方式传输和分享信息。从通信方式上来说，属于网络通信。从通信类型来看，它跨越了多种通信模式。因此，在这种信息极端易扩散的传播模式下，作为微信教育者，在具备基本教师素质的前提下，还必须具备公共媒体信息“把关人”的素质[6]。除了具备一定的“三农”专业知识和技术外，还需要了解并遵守国家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业政策法规的相关知识。

2。信息传播的特点

一般来说，“三农”教育信息是涉农教育资源和教学设计的综合体。通过微信传播教育，扩大了教育信息的范围。除了数字化教学资源和设计之外，行业信息也必须传播和共享。教育信息化可以以“学术+产业”融合模式开展，保障新职业。农民可以不断了解自己在农业生产中的个性化需求。为了减少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与从业人员之间的矛盾，让教学更加有效、简单，微信教学活动是“互联网+教育”的应用实践，其教育信息化应满足以下特点：

（一）职业价值观的培养

良好的职业观是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内因和源泉。通过微信传播平台，可以精准传递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目标、实施方式、意义等内容。切实提高新型职业农民认识，转变观念，提高现代农业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培养学习能力和法律意识。

(2)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微信的高粘性让学习者可以轻松分享与就业相关的职业规划案例和指导性学习内容。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新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承担市场经营带来的红利和风险，通过微信平台分析市场并及时对农业产业发展方向进行科学评估和预测，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指导。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生涯规划。指示。

(3)提供市场导向的信息

市场导向是新型职业农民调整种植业和产业布局的风向标。微信可以及时传递农产品市场变化、职业需求等信息，及时发布农产品市场相关信息，引导农民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产业方向。微信平台互动沟通，规避风险，保障职业稳定。

（四）涉农特色课程特点

① 层次结构。从即将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学生、青少年开始，到成年人，甚至老年人都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对象。数字化教学资源和教学范围必须根据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进行开发，要求教育资源类型多样化。 。

②地区性。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种植方式从东南到西北差异很大。现代农业生产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向。各地教学要因地制宜，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③时效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在设计教学时必须考虑不同季节农业生产变化的因素。例如，我国东北平原小麦种植是春播秋收；华北地区则以秋季播种，次年初夏收获为原则。考虑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季节农业变化的实际需求来释放学习资源。

④主题。比如我们可以生产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互联网+农业等不同类型的学习资源。

3。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微信传播渠道下的教学设计（传播方式）

传统在线教育普遍采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主张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和意义的主动代理人。传统课堂的教师作为建构者，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持续关注学生，并通过教学活动获得教学反馈。微信通过移动终端运行在互联网上。学习工具的特点决定了知识点的小型化和碎片化。中间环节的传递性和隐形性会导致教与学的盲目性和无针对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教学的不同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保持学生学习的连续性，取得满意的学习效果，合理设定教学目标和维持学习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1) 通过布卢姆教学目标分类分解教学知识

在无所不在的学习环境下，为了保证可以通过移动终端随时获取学习内容，要求课程资源碎片化、小型化。新职业农民学生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接受能力的现状，要求教育资源和教学要通俗易懂、短小精悍。基于以上原因，通过微信结合微课进行教学设计，满足了实用农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通过布鲁姆教学目标对教学知识进行层次分解，有利于知识内容的呈现和学习。具体方法如下：

1）通过微课在线学习促进学习者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需要一个学习时间灵活、学习方便、系统性强的教学过程。微信作为泛在学习环境下的沟通工具，可以让这样的需求成为现实。根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层理论，基础理论的记忆和理解占用的时间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学生通过在线视频系统学习课程的基础知识和理论。视频内容为5-8分钟，能够完成一个知识点的教学，也能保证农民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也方便学生随时学习和复习，达到有效知识传播的目的。

根据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原理，在制作微课程时应该对传统教材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梳理，理清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课堂的各个阶段分别要实现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计，首先要从了解农业从业人员学习基础开始，避免教学目标太低或太高，其次教学目标层次要明确，掌握在不同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补充线下活动促进知识的应用与分析

线上的微信教学活动结合线下的技术培训与实例操作，更能促进学员对所学农业知识与技能的分析与应用，成为保证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采取微信进行微学习时，学生与教师之间处于准分离状态，教学本身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社会活动，农业活动本身具有较高的实践性，线下的学习活动，更有利于学员的反馈交流，使微课程中所学知识在强化与纠错中不断内化，新型职业农民的线下活动环节设计对应布鲁姆教学目标分层的中间两个层次即：知识的应用、分析。设计主要考虑微课学习后的技能培养、案例应用与农业相关的实践交流等内容。

农业知识的应用与分析更多的要以农民学员为中心，教师主导的原则，教师要精心设计组织教学，把职业农民关心的知识通过案例、项目等生动具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农民所遇到的从业困难找到解决思路和办法，善于应用，学会分析，应对新型职业农民从业中的难题。

（2）基于学习动机下的微信教学路径设计

通过微信进行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教师不能面对面的与学生持续沟通，也不能及时了解调整学生学习与教学的状态，尤其农村学员长期从事农业相关的实践活动，对于理论学习的能力与毅力较弱，因而要保证教学质量，就要尽可能的激起学生的学习动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约翰·M·凯勒（John M Keller）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ARCS（ARCS 即Attention，Relevance，Confidence，Satisfaction）教学模型，给出了基于实践的教学路径，通过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学习动机、了解产生动机的因素，比如学习者是为了实现自己农业现代化的理想、为了学习农业技能产生稳定的收入、为了农业方面的兴趣爱好、为了掌握更多农业知识而获得职业荣誉感、为了成为新一代农民而受人尊重等不同动机。

通过微信的教学、学员间互动反馈，确定不同的学习动机，以此为依据设计教学路径，通过满足多样化的信息推送引起相关群体的注意，指导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满足学习者的信息需求利用，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学习者的自信心和获得感，提高教育的满意度。

4.学习效果评价

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开展教师评价，学生互评等方式对学习后的感受、设计方案或者创新作品进行讨论评价，让学生真正感觉到对各知识点的理解和收获。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随时交流反馈，有针对性地调整所授内容，解答学生疑问，收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尽可能避免所授知识与学习需求的脱节。学生在学习后进行职业规划，进入从业、创业阶段，同时又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分享到微信群中，对其他学习者产生影响，使得教育过程进入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良性循环中去。此外还可以根据学员参加的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给出不同终结性的测试，测评结果计入学分银行，做为个人参与农业政策扶持项目、经费补贴的优先考虑条件。

四、微信传播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的几点思考

1.引导学员树立积极的职业观

普通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转变过程中最大障碍是职业观的树立与深化，借助微信高效的传播与共享能力，通过对政策、市场、职业发展前景分析和新型技术推广等，影响这个新型职业群体的思想与知识技能的重构，进而引导农民对新型职业观的树立。

2.研究学习动机改进教学模式

需求即动机。通过微信的强互动与沟通能力，及时了解学员的学习需求，借助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ARCS动机模型等教学理论在微信环境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的应用，改变传统模式下的教学知识固化、死板滞后，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对应学生的学习动机推出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与质量。

3.微课程知识呈现方式要直观

农民学员学历层次相对较低，对系统的专业知识理解会出现较多困难，关键教学点尽可能通过媒体工具设计的直观形象，通过图片、动手操作等直观的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期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4.强化学习实用性是教学的重点

泛在学习环境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以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为导向，对系统的知识按照布鲁姆教学目标进行分解，选取不同的知识切入点开展教学，将教学活动与学习者已有的经验状态联系起来，以解决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为原则，激发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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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桂真）

作者：韩磊

微信传播模式的传播学论文 篇3：

国内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综述

摘 要 论文从图书馆各类阅读推广模式构建的主要不同出发，总结了基于实践的模式构建和基于理论的模式构建，分析各模式特点，指出各模式差异，丰富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 图书馆  阅读推广  模式

分类号 G2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4.019

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的热潮兴起，阅读推广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各界各层都取得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阅读推广作为一项实践性极强的专业活动，要想发展得更好走得更长远，必须得到深入系统的理论支撑，由此学术界针对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这其中，不乏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模型）方面的优秀成果。

1 研究现状

模式或模型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科学研究中，其中模式是指“一种再现现实的具有理论性的简化形式”[1]，模型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研究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描述”[2]，当然，对于模式或模型的定义，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答案，但模式比模型更广义一些，基本得到认同[3]。

笔者在中国知网从主题途径输入“图书馆”和“阅读推广”，题名途径输入“模式”或“模型”进行检索，得到334条结果（检索时间2018.3.5），进一步限制选择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检索结果减少至83篇。最终确定以此83篇期刊论文作为本次综述的主要基础，但根据研究需要也会涉及到334篇中其它的部分文章。

1.1 文献一般情况

论文年度分布为2011年1篇，2012年5篇，2013年11篇，2014年10篇，2015年20篇，2016年16篇，2017年19篇，2018年1篇。最早提出阅读推广模式的论文在2011年，而最早关于阅读推广研究论文的出现是在2005年[4]，可见，阅读推广模式研究论文的出现比阅读推广的论文滞后几年。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自然而然先期成果会偏重于一般性实践描述，如案例总结、国外经验介绍等，理论性的成果随研究逐渐深入后开始出现，关于模式的提炼便是其中之一。2015年后模式研究发文量基本保持稳定的趋势，说明探索还在继续。

阅读推广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从检出的文章在国家基金支持方面也可看出，83篇文章中国家社科基金11篇，占比达到12.9%，显示出阅读推广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论文机构分布方面，前几位分别是： 四川大学5篇，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图书馆各3篇，地域涉及比较广泛;论文作者分布方面，前几位分别是：姜晓4篇，李晓薇3篇，淳姣和于姝各2篇。

1.2 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分类

83篇文章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各自的实践基础，提出了几十种各不相同的模式或模型，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次全面综述。但目前笔者尚未检索到专门针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而写的单篇综述文章。不过，也有部分研究论文中有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概括性论述，一般是从分类的角度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其中贲欧（2012） 提出了我国开展阅读推广的模式，认为应该分为阅读推广主体模式、阅读推广媒介模式和阅读推广受众模式[5]。张勇等（2014）则从自身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实践出发，认为“从基于对阅读推广的顶层思考，阅读推广模式应该具有明晰的系统构架，主要应包括约束性模式、开放性模式、派生性模式三类”[6]。胡胜男等（2016）则认为阅读推广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专题讲座式、主题活动式和环境友好式[7]。王彦力等（2016）提出從信息技术支持视角，可以划分为多媒体技术、新媒体平台、大数据推广理念、游戏式推广、业务流程再造[8]。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划分结果，引导人们加深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认识。

本文拟从模式构建视角出发，按照构建的不同方式、不同过程，侧重的不同方面，对现有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作一个总结综述。模式从其构建的主要方式不同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实践中提炼升华而成，另一类是从已有理论或现存模式中借鉴改造而成。

2 主要基于实践升华而来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从实践角度看，模式的提出都是有图书馆实际工作基础原型的，通过图书馆人不断总结、概括、精炼，最后提出基于原型的且能举一反三的推广模式。

2.1 侧重于国内高校图书馆实践的阅读推广模式

高校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推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资源和人员方面都有较大优势，贡献了不少优质的阅读推广模式。

在基于各种不同实践的基础上，一些高校研究者从较为广阔的视角，以全要素或全流程为主线，提出了阅读推广的模式。赵晨洁、杨兰芳（2016）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践为例，在阅读的三要素（读者、文本和意义构建）之外，加入馆员和图书馆，认为阅读推广可以从基础、助推、展示3个层次开展活动，并且同时实现对馆员的培养和对大学生的教育两个目的[9]。秦疏影（2015）则认为阅读推广已经进入到了相对成熟的精细化管理阶段，应该注重对过程的控制，并以北京农学院图书馆实践为例设计了精细化阅读推广流程模式，对每一个步骤进行精细化管理，以此提高阅读推广的效率和质量，并对活动推广效果进行评价[4]。

更多的模式则抓住阅读推广的某一个要点，加以深化提炼。阅读既是个体的体验，也是社会化的行为，读书会就是阅读社会化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读者对阅读的读物相互分享和交流的团队”[10]。谷诗卉（2017） 等以重庆大学图书馆自身“悦读会”系统为基础，提出了读书会网络化服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阅读推广可以追求规模效应，产生较大影响[11]。针对读者读书趣味的多元化、小众化，段梅（2016）从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微读书会2.0入手，提出实行文本精读、焦点研读、读书观影、文化参观、经验交流等一整套阅读推广精读模式，力求小而美[12]。

在信息时代，图书馆许多活动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一直以来，图书馆对信息技术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尤其是每一种新媒体的成功运用，都可以形成新的阅读推广模式。2013年刘芳等提出微媒体环境下的全媒体模式，结合三峡大学的实践，主要从微博、微小说等角度入手[13];随着微信的普及，研究者开始从微信公众号角度探讨新媒介形式下的阅读推广模式，2017年黄红梅等还深入详细地分享了微信的软文推广模式[14]。王玮、王丽丽则跳出单一的新媒介途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实践，提出一种跨媒介模式，认为新媒介（数字化媒体）应该和实体媒介（指传统书籍等信息物理载体）以及空间媒介（图书馆物理空间）相结合，以读者体验为重，打通各种媒介之间的隔阂[15]。

随着高校阅读推广的蓬勃发展，不少高校意识到阅读推广的活动化、碎片化，开始探索其系统性、持续性，以追求对大学生读者的长效机制。这方面的模式，各有各的侧重点。从读者为中心的角度出发，阅读推广的模式侧重于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提出阅读推广的目标是帮助促进读者的能力发展、助力人才培养。此类模式以沈阳师大图书馆“培养型”模式以及石家庄学院图书馆“读者发展”模式为代表。前者提出培养型阅读推广要分为两阶段：初级阶段为阅读习惯养成，高级阶段为阅读能力提升[16];后者提出要重视读者个人文化能力的发展，从阅读需求、阅读兴趣、阅读方法、阅读对象和阅读分享等五方面构建阅读推广流程，促进读者全面发展[17]。另外一些模式则侧重从课程体系入手，借鉴教学管理方法，开展以“阅读学分制”为主导的阅读推广，根据谢运洁的随机调查，目前从211、985到高职院校各层次的高校都有这种模式[18]。在张勇等的文章中，这种基于学分制的模式，又被称作约束性阅读推广模式[6]。此外，为追求阅读推广的长效机制，侯壮等结合电子科技大学的实践提出了阅读推广常态化的理念，结合学校运行的规律，配合师生学习和生活的节奏，用时间串联全年的相关活动，形成“四季书香”推广模式[19]。总之，探求长效的阅读推广模式，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也体现出阅读推广的深入性、持久性和本质性。

2.2 侧重于国内公共图书馆实践的阅读推广模式

公共图书馆有着与高校图书馆不同的地方，如服务对象、组织构架、地域分布等。相应地，关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也集中于不同的主题，呈现出与高校图书馆不同的关注点。

从服务对象看，公共图书馆面向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份的公众，在全民阅读推广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尤以对儿童推广最为典型，其模式研究成果也较多。相比成人读物，儿童读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在阅读推广中理应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模式主要有以绘本为中心的模式和提倡分级阅读的模式;当然，儿童阅读推广需要更加贴近儿童心理，需要活泼生动的形式，温州市图书馆提出了把知识看作是和金钱一样可以存储的财富，以此实施了“儿童知识银行”模式[20]。从公共图书馆的组织优势看，开展儿童阅读推广可以依托成熟有效的总分馆模式，对此大连少儿馆已有成功的实践[21];数字阅读也是儿童阅读推广不可回避的现实，梁雯雯以江苏少儿数字图书馆为例，探讨少儿数字阅读推广模式，提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整合数字资源的生产者、组织者、使用者、监督者[22]。除了儿童之外，对老人、盲人等各种特殊人群的服务也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不过，目前关于这几类人群的阅读推广实践并不丰富，相应地，提出的模式也较少。在83篇重要论文中，仅有一篇是涉及盲人阅读推广的，将在下文叙述中涉及。

关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探讨，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寻求多元化的合作方面。公共图书馆相对于高校图书馆，有着更为广阔的合作意愿和合作途径。图书馆多元化合作的对象，可以分为政府机构、出版商、社会名人、企业/团体、学校/教师、社区/家庭、民间组织等[23]。针对这些不同的合作对象，目前都有不少对应的实践和模式总结。例如，上海图书馆与出版发行业的跨界合作模式[24]，深圳市公共图书馆与儿童阅读公益组织合作模式[25]，郴州图书馆和郴州福城志愿者联盟的“春苗书屋”模式[26]，“图书馆+书店”融合服务模式[27]，等等。这些合作模式表现多种多样，但也有一些需要注意和加强的共同点：都应遵循系统性和读者为本的原则，力求体现针对性和常态化[28]。除了与图书馆外的社会机构合作，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寻求连接点，以联合的形式开展阅读推广工作，也是多同行间进行元化合作的模式之一，且对图书馆界扩大影响力大有裨益。

2.3 基于图书馆实践的其他阅读推广模式

从本质上说，无论高校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都属于同一性质的阅读推广主体，拥有不同于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等阅读推广主体的共同特点。相当多的模式在总结提炼的时候，是既基于高校图书馆工作，也基于公共图书馆工作的，较为集中的有立体阅读推广模式以及真人图书馆模式。

有研究者認为立体阅读“不失为阅读推广的最佳模式”，所谓“立体阅读”的核心就是“围绕阅读主题，综合利用载体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29]。这个模式经同济大学实践并提出后，得到了不少赞同，沈阳师大图书馆、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等都是高校图书馆中该模式实践及深化的探索者。另一方面，方海燕则从河南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机构的相关实践出发加以总结，认为立体阅读是经典阅读推广的有效模式，因为“立体阅读的交叉融合、载体丰富、重视阅读体验等特点符合经典阅读的内生要求”，能够让传统的僵化的经典阅读推广模式脱离困境[30]。

关于真人图书馆模式，在笔者检索出的83篇文献中涉及篇数有3篇，不过，这三篇文章用了三种方式命名该模式，除了真人图书馆外，还有human library和 living library[31-33]。真人图书馆核心点在于“将具有一定特长或特定经验的‘人’作为 ‘图书’，通过读者与‘真人书’的面对面的交流过程，实现借阅、传递知识的目的”[33]，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种创新型模式，根本点是对传统阅读概念的突破，与其他阅读推广相比，这种模式倾向于向读者呈现知识与智慧的结合，更希望通过读“人”的方式，进行隐形知识的传递，其活动开展的过程与读者阅读的过程基本重合。高校图书馆中，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开展得比较好，公共图书馆中，重庆图书馆、台州图书馆等也有实践。关于真人图书馆模式的流程，也基本模拟实体图书：确定推广主题，制定借阅规则，进行真人图书的选择、管理、宣传和借阅[33]。

3 主要基于理论借鉴而来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直接隶属于图书馆学，但由于其体系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并且该理论领域又属于交叉学科范畴，亟需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中吸取营养，融汇贯通，方能真正生长成为独立的门户。与阅读推广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是传播学、营销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理论构建来源看，目前主要也是从上述学科移植、借鉴、改造、创新而来。

3.1 基于传播学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传播学是“一门探索和揭示人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34]，广义上说，也是与信息相关的学科，这决定了它和图书馆学的不解之缘。

传播模式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相似性在于：阅读推广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将阅读内容向受众传播。谢蓉最早在2012年提出，“阅读推广活动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传播活动，”并依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提出阅读推广活动的要素：Who（阅读推广主体），Say What（阅读的客体），In Which Channel（推广媒介、推广设施），To Whom（阅读者）， With What effect（推广效果），完整地解释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整个过程，并且对比研究了社会化媒体推广模式、电子阅读器借阅模式、移动图书馆推广模式在5W模型下的不同[35]。5W模式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响应，王琳、吴高、阮朝辉等都以各自经验和实践，从不同角度丰富了5W模式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应用[36-38]。

5W模式显然具备相当的优越性，时至今日仍然是传播学的经典模式，不过，正如没有完美的模式一样，它也存在局限性，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反馈，信息的传播和接受是单一方向的。5W模式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被修正和丰富，香农-韦弗模式在5W模式上加强了反馈，奥斯古德双行为模式和施拉姆循环模式则强调了传播过程的循环和互动等。这三种模式目前尚未见到与阅读推广相关的研究论文，但随着全民阅读的发展分化，预测这些模式也可以运用在指导一些小众性、重反馈、重互动的阅读推广活动中。

3.2 基于营销理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营销学（Marketing），也称市场营销学，“是研究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39]，但它同样也适用于非营利组织。图书馆营销在欧美图书馆界已经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术语，而国内图书馆阅读推广也越来越频繁地借鉴了营销学的理论和模式。

在83篇论文中，有5篇运用了5种营销学的营销模式（模型），深入解析了模式（模型）对阅读推广的启发、指导作用。5种模式分别是：营销大师科特勒提出的4P组合模式[40]、我国无线营销理论开创者朱海松先生提出的4I 理论模型[41]、欧洲著名推销专家戈德曼提出的AIDA模型[42]、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提出的SICAS模型[43]、美国学者凯勒提出的CBBE模型[44]。如表1所示。

营销学理论引入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尤其是表1中模式或模型的采纳，较大程度地满足了阅读推广工作的细化、深化需求，推动了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也进一步丰富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

3.3 基于教育学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如果说传播学和营销学与阅读推广的结合侧重于“推广”一词的话，教育学则侧重于“阅读”。阅读与教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目前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模式中，与教育学相关的借鉴集中在学习理论方面。研究显示，一个组织中至少有75%的学习是非正式的（碎片化学习就属于非正式学习的一种），而图书馆在辅助读者碎片化学习方面可以起到协助者、引领者和教学者的作用，基于此，周秀霞等提出了3L的阅读推广模式，具体指出图书馆在大学生的AL（Assistance-Learning）、TL（Teaching-Learning）、PL（Practice-Learning）三种学习状态中的资源保障路径和智力支持措施[45]。

建构主义是当代学习理论的重要流派，而新建构主义则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学者对建构主义的更新。新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最重要的不在施教者，而在学习者的自我知识构建，这种构建包含有情境、协作、对话、意义建构和共享五要素，有学者据此设计了盲人阅读推广模式，将其扩展成为主题设计、创设情境、学习指导、协作对话、成果分享和学习反思等六个方面[46]。这个模式目前尚未有实践案例的支持，属于纯理论假设模式。

3.4 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我国的全民阅读发展虽然形势大好，但还是存在一些瓶颈。从经济的视角看，主要是一直没有国家或行业层面的稳定资金来源。德国成立了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47]，英国有图书信托基金会[48]，美国则有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大阅读”项目[49]，国外经验显示资金的这种模式对阅读推广的保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像国外那樣专门的大型资金途径，但研究者们也结合国情和阅读推广实情提出了其他一些资金投入模式。图书馆阅读推广总体看来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属于公益性质的行为，但公益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本，政府投入也并不排斥社会资本。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模式），目前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已有不少成功先例。刘向煌（2016） 研究了PPP模式，提出这不仅是经济学视角的社会融资方式，也是一种多方合作的社会管理机制，具备引入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的可行性，并尝试性提出模式实施的三个关键在于：合作模式设计、合作内容实现及合作绩效评估[50]。

受困于资金短缺而难以卓有成效地开展阅读推广工作，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考虑到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也有研究者提出另外一种融资方式即众筹模式，认为可以引入并运用于农家书屋以实施针对乡村人群的阅读推广。所谓众筹指企业、组织或个人等通过互联网众筹平台的身份认证后，借助平台发起特定的融资项目。图书馆领域的众筹成功案例在国外已不鲜见。例如国外图书馆基于Kickstarter 平台的众筹项目在2015年10月前已达成473项，达成率90.61%。目前国内尚缺乏适合图书馆众筹的平台和案例，段玉昆、戴旸尝试提出了农家书屋众筹模式的理论构建，认为此举将会促进农家书屋与公益捐助、互联网、商业众筹三个领域的跨界融合[51]。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对阅读推广模式的探索也处于大胆开拓尝试中，但很显然，这样的开拓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揭示出阅读推广模式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特征。

笔者发现，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研究探索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基于实践层面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有些还停留在仅仅简单描述原型的阶段，类似于活动案例或工作总结，提炼概括程度不够;二是将借鉴的其他理论或模式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中时，有些理论或模式改造融合得不够理想，生硬晦涩之感明显;三是对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顶层模式研究不够，大多数模式都是活动层面的中模式、小模式，缺乏国家或行业层面的大模式。

前文中所提及的模式虽总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简单等缺点，不能用其中一种模式完全表达出阅读推广的复杂和微妙，但每一个模式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过程、不同要素揭示出了阅读推广的重要特点。我们知道，每一个关于模式分类的角度都不是最完美的，从模式构建的视角出发亦是如此。基于实践的构建和基于理论的构建并不能像文本分类一样泾渭分明，大多数模式都是理论与实践交融的结果。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探索研究和实证中，我们需牢记最根本的一点：构建模式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构建模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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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英